朱光潛詩論的讀后感

時間：2024-07-30 12:10:09 讀后感

朱光潛詩論的讀后感

　　看完一本名著后，大家一定對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這時最關鍵的讀后感不能忘了哦。你想知道讀后感怎么寫嗎？以下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朱光潛詩論的讀后感，歡迎閱讀，希望大家能夠喜歡。

朱光潛詩論的讀后感

　　朱光潛詩論的讀后感1

　　關于詩學，筆者在很長一段時間都是一筆糊涂賬，雖曾經學習過文學理論，還上過美學的課程，但是關于詩歌的文學理論層面，仍然困惑不已，對詩歌文學的整體感知非常破碎，如今正好，朱光潛先生的這部《詩論》就為我們掃清了很多詩學的障礙，這不僅僅是關于詩歌的文學理論大作，也是關于中西方詩學的比較文學著作。類似于亞里士多德的《詩學》、賀拉斯的《詩藝》，這部《詩論》也是探討借助詩歌談文藝理論的重要著作。對于熟悉西方美學論述的作者而言，站在中西方詩學比較的研究領域當中，此作可謂早開先河，其觀點尤為新鮮生動，至今讀罷仍然能夠令讀者耳目一新。

　　無論是三分法還是四分法，詩歌和散文似乎界限分明，各成一派；而我們的作者站在純文學的角度，認為詩歌和散文是一致的，不管是從形式上（有韻無韻）還是內容上（風格、思想情感），都無法嚴格區別詩和散文，甚至二者常常還可以交替同用，自然這都是純文學當中的，一旦將文學與藝術進行比較起來，作者便堅持詩與畫的異質，將詩（純文學）與畫區別開來。在前一個基礎上，作者在文中是將詩歌作為純文學的代表（作為文學中的高級形態）來談的，由此，他還論述了詩歌、音樂、舞蹈的同源（第一章），詩歌與音樂的區別（第六章），詩的節奏和聲韻（第八至十章）詩歌格律的興起（第十一至十二章》），還有中西方詩歌的差異。其中在關于詩歌的情趣、意象同語言文字的關系問題上，作者觀點尤為獨到，可以參看其第三章、第四章。

　　對于新詩，作者別有一番議論，截止該著作完成之時，作者自己承認沒有寫過一首詩卻還在研究詩，他對朋友發來的新詩不甚滿意，原因在于新詩的形式沒有得到完善，舊詩的格律被拋棄之后，新詩的'出路一時找不出，但凡在新詩取得一定成就的詩人，其詩歌終有一番形式。中國的舊詩自然不能一棒打死，舊體詩本身就是詩歌自身內容與形式長期相互發展的結果，按照作者劃分的四個階段，中國的詩歌首先是重視音樂性，后來重視詩歌本身，詩歌逐漸脫離了音樂，再后來就是詩歌在語言文字上面發掘自身的節奏，形成格律，于是有了近體詩及其變體（詞）。這樣的劃分，筆者之前未曾系統地了解到，姑且作為作者的一家之言。

　　總之，無論新舊詩歌，事物總是不斷發展的，作者對于舊體詩的用韻問題就很有意見，認為現代人應當用今天的韻，堅持平水韻是舊體詩僵化刻板的印記，這一點在論者看來是合乎現實和規律的，隋唐時期的韻部和今天的韻部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如果還要堅持古代的韻部，就會不合今天的發音也不利于誦讀，成為僵化的形式，這是不符合新的詩歌創作和發展的。

　　朱光潛詩論的讀后感2

　　朱光潛先生是我國著名的美學家和文藝理論家，他在上世紀四十年代出版了一本重要的理論著作《詩論》，在這本“大家小書”中，前七章作者闡述了詩的起源、詩的本質和特征、包括詩與音樂、詩與舞蹈、詩與繪畫、詩與散文、的關系等問題，第七至第十二章著重論述了中國詩的節奏與聲韻以及中國詩何以走上律的路的問題，最后一章，是對陶淵明進行的專門研究。

　　在書中，朱光潛先生認為中國詩之所以走上律的路，“賦”在其中起了關鍵性的作用。因為“一般抒情詩較近于音樂，賦則較近于圖畫，用在時間上綿延的語言表現在空間上并存的物態。詩本是‘時間藝術’，賦則有幾分是‘空間藝術’。”賦可以說是一種大規模的描寫詩，詩之所以必流于賦者是因為“人類對自然的觀察，兼由粗要以至于精微；對于文字的駕馭，漸由斂肅以至于放肆。”而且，賦尤其側重于橫斷面式的描寫，要想把空間中紛繁對峙的事物情態都完整的`表現出來，所以最容易走上排偶的道路。而律詩也是注重對仗和音律的文體，意義的排偶，賦先于詩；聲音的對仗，賦也先于詩；律詩和賦一樣，意義的排偶先于聲音的對仗。

　　由此可見，律詩和賦之間有很多的相通之處。

　　朱光潛詩論的讀后感3

　　朱光潛《詩論》第三章第三節“關于詩的境界的幾種分別”中運用了王國維的“有我之境”，“無我之境”。文中提到“他（王國維）所謂‘以我觀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就是‘移情作用’，‘淚眼問花花不語’一例可證。移情作用是凝神注視，物我兩忘的結果，叔本華所謂‘消失自我’。所以王氏所謂的‘有我之境’其實是‘無我之境’（即忘我境界）。他的‘無我之境’的實例是‘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鳥悠悠下’，都是詩人在冷靜中所回味出來的妙境（所謂“于靜中得之”），沒有經過移情作用，所以是‘有我之境’”。后面又說“與其說‘有我之境’與‘無我之境’，似不如說‘超物之境’和‘同物之境’”。這里我們可以看出來朱光潛把王氏的“有我之境“解釋成他自己的“同物之境”即“經過移情作用”的“無我之境”。把王氏的“無我之境”解釋成他自己的“超物之境”即“沒有經過移情作用”的“有我之境”。這里，我們顯然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朱氏強調境界的“有我”和“無我”是根據移情的“有”跟“無”來區分的，有移情的即“無我之境”（超物之境），相反沒有移情的即“有我之境”（同物之境），這與王氏的說法正好相反。王氏的關于詩境界說的立腳點與出發點與朱氏的是有所不同的。朱氏的境界說從大的方面（當然在這里朱氏僅僅是想在王氏原有的說法上有所發揮，所以我們也只是僅限于本章中朱氏的觀點而論，不涉及朱氏的其它著作的觀點）把境界劃分為“移情作用”的“有”和“無”，從而決定境界的取向與發展，亦即是他文中提到的“移情與意象”文中提到“從移情作用我們可以看出來內在的情趣和外來的意象相融合而互相影響。”又“每個詩的境界都必有‘情趣’（felling）和‘意象’（image）兩個要素”，等等。這些我們都能發現朱氏的“移情說”是與王氏的.《人間詞話》中提到關于境界說的取舍，著眼處是有分歧的。

　　那么王國維與朱光潛的觀點（不是所有觀點，就我感覺，朱光潛的境界說與王國維有許多相似之處，起碼《詩論》中的觀點很多都是一致的）何以不同？我們可以這樣理解：王氏站地高，看地卻沒有朱氏來的透徹明晰；朱氏看地遠，站地卻沒有王氏來的高。所以王氏看地廣闊，包羅萬象；朱氏看地集中，明察秋毫。這不是高下問題，而是對學術上的取舍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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