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經濟意識形態的傳播
本文借用溫努提(Lawrence Venuti)的“歸化習見”(domestication)概念和由麥克洛斯基(Donald McCloskey)提出的經濟學的措辭(economic rhetoric),分析香港中文媒體中的一種獨特的文類――“經濟學散文”。本文一方面通過比較部分香港經濟學者的中英文著作,探討他們翻譯西方經濟理論時所采用的策略。另一方面,亦會分析他們以中文書寫的“經濟學散文”的措辭技藝,包括武俠小說比喻的應用和引用前輩和權威的書寫方式。盡管他們的文章旨在宣示嚴肅的經濟學知識或“科學事實”,但實際上“經濟學散文”卻是通俗的讀物,其書寫方式并不鼓勵讀者仔細探究文章所載信息。“經濟學散文”為讀者創造了一個經濟學的小說世界,用以說服讀者接受自由經濟的價值觀。此外,本文亦會探討香港的特殊地緣政治及歷史脈絡,指出社會主義中國的負面形象長久地被主流論述用來“證明”資本主義較為優越,使香港市民接受這種西方經濟學的意識形態更為容易。自由經濟意識形態的偏見
盡管自由經濟學家和馬克思主義者看似壁壘分明,但兩派都把“自由市場”和“私有產權”歸結為“資本主義”的支柱。他們最大的分歧是:自由主義者相信“自由市場”和“私有產權”是百利而無一害;馬克思主義者則相信它們弊大于利。這可能就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特別是分析馬克思主義學派(Analytical Marxism)的經濟學家,能夠接受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分析架構(例如一般均衡模式型及理性選擇),卻同時也能對自由主義者所下的結論狠狠批判。
然而經濟史學者和有強烈歷史感的政治經濟學者卻指出,將資本主義混同為“自由市場”和“私有產權”是錯誤的。例如博蘭尼(Polanyi)便指出,在十九世紀之前,資本主義的發源地歐洲,從未出現“自由市場”。布洛克(Fred Block)繼承了這個論斷,指出就算在美國這個二十世紀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中心,“自由市場”也沒有充分發展。專注于研究東亞經濟發展的學者也同樣指出,“自由市場”從來不是導致這區內的“新興工業化國家”經濟高速增長的火車頭。
同樣,“自由貿易”在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歷史發展中,也沒有扮演重要的角色。根據法國經濟史學者巴路殊(Paul Bairoch)的研究,“自由貿易”的實行,至多只是一種歷史特例,而不是一種歷史常態。歐洲能被視為“自由貿易區”,充其量只是在十九至二十世紀的二百年中的其中五十年,其余的一百五十多年的時間,便正如十六和十八世紀那段時期一樣,把歐洲描述為保護主義或重商主義會更為確切。這不但適用于歐洲,同樣適用于十九世紀初至二十世紀中葉的美國,當時美國是世界上關稅最高的國家,雖然美國自二十世紀中開始大幅降低關稅,卻依然存在其他貿易障礙,例如自愿出口限制、多纖維協定、產品標準化要求等等。與之相似的是,東亞這些所謂新興工業國家的貿易活動,也向以政府干預著稱。以研究歐洲資本主義歷史著稱的學者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更進一步指出,不但“自由市場”不同于“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的本質根本就是“反市場”的。
雖然歐洲、北美以及東亞新興國家被視為資本主義的中心,但私營企業在這些地區的總體經濟中的角色,恐怕是被高估了。舉例來說,大多數的歐洲富裕國家和東亞的經濟體都有很大比例的公營事業,包括煉鋼、造船、煉油、采煤、鐵路、航空運輸、電力、煤氣、郵政、電訊及銀行。相對于公營事業眾多的其他國家,日本和美國可能是兩個異數。但這兩個國家卻同時擁有發展完善的股票市場和大量“集體擁有”的上市公司。二次大戰后,兩國股票市場的私人持股比例便不斷下降,機構控投則持續上升,這已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在日本想查出究竟誰是大企業的最終擁有者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因為大部分的企業股票是互相把持的。
“私有化”(privatization)也不是資本主義經濟的常態。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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