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地區外資流入障礙分析
1 擴大開放對西部開發意義重大1.1 引進外部資金是解決西部地區資金短缺的重要手段
西部大開發，關鍵是資金。據測算，要實現西部開發的目標，未來10年西部地區固定資產投資需要9.55萬億元（2000年不變價）[1]。固定資產投資不外乎來自國家投資、國內銀行貸款、地方政府和企業自籌、利用外資四種途徑。從國家投資看，由于財政預算內投資將逐步退出競爭性投資領域，發行國債又不可能長期實行，西部地區依靠國家投資增加的空間十分有限；從貸款投資看，國內銀行經過商業化改制后，為降低風險，貸款條件日益嚴格，短期內不可能大規模增加；從自籌資金看，西部省區都是“吃飯財政”，地方政府籌資難度非常大，而企業效益又普遍不高，自我積累和籌資能力有限。從引進外資看，隨著全球產業結構調整和地域轉移，以及中國加入WTO，流入中國的外資將快速增加，可能在今后數年內向西部地區轉移，成為解決西部地區資金不足的重要途徑。
1.2 入世后西部地區面臨更加嚴峻的引資競爭，必須努力擴大開放
首先，全球FDI的流動格局集中在發達國家，流入發展中國家的外資總量較少。在發展中國家內部，外資又集中在少數經濟高增長國家和地區[2-3]。因此，國家之間的引資競爭不斷加劇。其次，在中國全方位、多層次的開放格局中，西部地區繼續處于對外開放的末端。沿海區位優越，基礎條件好，開放時間長，加上“九五”期間加快了產業結構調整，為外資流入創造了廣闊的投資空間。西部地區區位差，開放晚，起點低，基礎設施落后，在引資競爭中一直處于劣勢。1995-2000年外資繼續在東部沿海集聚，東部地區外商直接投資(FDI)比重一直占全國的87%左右，西部地區只占3%，表明全國外資分布東多西少的大格局沒有改變。從外資增長速度看，1995-2000年全國FDI總量年均增長8.38%，其中東部地區增長8.49%，中部地區增長7.89%，而西部地區只增長6.72%，西部地區比東部地區低1.7個百分點。初步推斷，短期內西部地區外資總量不會大幅度提高。2000年全國外資企業平均投資規模為405.83萬美元，其中上海高達618.58萬美元，而陜西為301.42萬美元，重慶為386.53萬美元，四川為285.58萬美元。說明不少外資企業，特別是大型跨國公司不太看好西部地區。顯然，西部地區開放引資必須另辟蹊徑，在政策上有較大突破。
再說，在西部地區，外資流入規模小、增長慢的大背景下，又向陜、川、渝高度集聚，內部競爭加劇。1995年陜西FDI占西北地區的72.27%，2000年提高到74.47%；1995年四川FDI（包括重慶）占西南地區的77.78%，2000年四川和重慶兩地提高到81.64%，說明西部地區外資的空間集聚程度加深，內部競爭加劇。西部大開發必須是西部所有省市（尤其包括民族地區、革命老區、生態環境脆弱地區和三峽庫區）的共同發展，外資在西部集聚有可能誘導形成新的“馬太效應”。
2 新形勢下西部地區開放引資面臨的主要障礙
2.1 稅費優惠政策趨同化，落差減小，很難形成競爭優勢，也與WTO規則不適應
目前西部地區的對外開放沿襲的是全國推行了20多年的政策優惠老套路，核心是制定優惠的稅費減免和土地出讓政策。由于全國各地競相優惠，已形成普惠，政策差異越來越小，西部地區很難依靠政策優惠形成新的競爭優勢，反而與WTO的運行規則相沖突。
優惠政策的弊端在于，一是造成外資與內資投資者之間待遇不公。例如，目前內資企業所得稅率為33%，外資企業為24%或者更低，對10年以上的外資企業免征地方所得稅；在土地出讓、行政性收費方面，外資企業享受的優惠更多，形成不公平競爭。二是造成地區之間競相政策攀比，過度優惠，使當地財政稅收收益外流。三是使外商無所適從，舉棋不定，猶豫觀望，阻礙外資流入。例如，2001年西北某省宣布對世界500強跨國公司到某省級開發區投資實行“零地價”政策，主觀上是為了提高外資規模和技術實力，客觀上卻造成對中小投資商的歧視，結果大跨國公司沒有按引資方的愿望入駐，又打擊了中小外資的投資積極性，反而妨礙了外資流入。從WTO要求的國民待遇原則出發，新的開放政策應該強調政策的公平性。
2.2 產業準入相同，難以構造新的政策優勢，也與WTO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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